何谓“主流媒体”？我的理解，简单地说，就是“官方媒体”，也就是以传达和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为己任的大众传播媒介，从实质上说，也就是“人民喉舌”。“官方媒体”与“人民喉舌”，二者并不矛盾，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根本利益上，官民是一致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真正地体现“官方”与“人民”的这种“一致性”.

    我的基本看法是，“官方意志”与“人民愿望”，二者处理得好，可以体现这种“一致性”；反之，处理得不好，不能很好地体现这种一致性，就要发生不同程度的“矛盾”。实际上，我们现在之所以有必要探讨这个问题本身就证明这种矛盾事实上已经出现了。

    这个问题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或大众舆论的一切场合，几乎都存在，简单地说，就是如何对待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问题，用今天日益流行的提法，就是人民大众的“话语权”问题。

    毫无疑问，主流媒体当然要体现和贯彻“官方意志”，而官方意志又必然强调“舆论导向”问题，借以维持社会之稳定、使社会处于如恩格斯所说的某种“秩序”之下，从整个国家和社会利益考虑，最终的结论只能是“稳定压倒一切”；而“人民愿望”，当然是发扬民主，体现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保障“话语权”。

    困难的问题在于，既要注意“舆论导向”、又要“言论自由”，在实践中，在操作层面上，如何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把握好这个“度”。

    既然要“舆论导向”，那就要对大众言论有所取舍。问题就出在取舍之间。“取”之有道，“舍”之有理，导向正确，社会效果良好；反之，取舍不当，导向偏差，社会效果不佳。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取舍之当与不当，直接关乎大众“言论自由”权利之能否得到贯彻和落实，换句话说，也就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民主化”之实现程度。

    可以说，在这个关系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前途的问题上，我们在过去了的许多年代里教训是不少的。要么控制太严，“舆论一律”，结果是“鸦雀无声”，社情民意无以表达，蓄之既久，到民怨沸腾之日，一发而不可收拾，酿“天下大乱”，后患无穷；要么放任自流，言论大开，结果是鱼目混珠，舆论是非莫衷一是，积以时日，至大小气候形成，树欲静而风不止，起“政治风波”，影响至深。

    有一位教授曾经提出这样的主张，尽管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有先进与落后、高尚与低下、道德与‘缺德’、高雅与庸俗之分，但是，只要是人民，都应该可以在媒体中找到畅所欲言的话筒。”我原则上同意这一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就这样讲过，“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他强调指出，“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驳‘舆论一律’》）。我认为，正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人民重温一代伟人毛泽东当年的这一段论述，是很有益处的。

    实践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怕的是大众的“政治冷漠”和“鸦雀无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真正的春天。中国国情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上，我认为，这种精神上的变化甚至比物质上的变化更重要。

    怕“乱”是对的。改革、发展、稳定，这是我们的大局，是我们的既定方针。稳定是关键。那么，何以稳定？——广开言路，开启民智，是为根本。古人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毛泽东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驳“舆论一律”》）

　　在唯物史观看来，“言论自由”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又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更是国家的治本之策。“言论自由”，决不是无政府状态。言论自由当然有规范，它是以宪法和法律为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