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陪审制度的随意性。刑诉法在总则里虽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但在第一百四十七条却用了“或者”一词对合议庭适用人民陪审员作了或然性的规定，使陪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具有随意性。

    ２．未明确规定陪审案件的范围。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除基层人民法院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外，其他案件均可适用陪审制，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陪审刑事案件的范围相当宽泛，但并未规定具体哪些案件应当适用陪审制度，因此是不确定的。

    ３．陪审的决定权在人民法院，被告人没有选择的诉讼权利。司法实践中，对一个案件是否适用陪审制，法院事先并不征求被告人的意见，被告人对是否适用陪审制也不得提出异议，只能被动、消极地接受法院的决定。

    笔者认为，要在司法实践中规范和完善陪审制度，必须赋予被告人选择陪审的诉讼权利。如果被告人享有选择陪审的诉讼权利，确立了被告人在适用陪审制度中的主体地位，那么法院就应当对被告人的选择给予充分的尊重，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裁定是否适用陪审制度，使陪审制度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同时，笔者认为，是否适用陪审制度，就其本质而言不是法院的一项司法权而是一种诉讼权利。因为诉讼权利是诉讼参与人依法可以做到的事情和可以取得的利益，由宪法和法律规定并受法律保护，具有人权的属性，诉讼参与人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从现代陪审制度的理论渊源“被告人享有由自己的同类来审判自己的权利”也可以看出选择陪审权应该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而非法院的司法权。因此，被告人有权要求实行陪审，也可以要求法院不实行陪审，对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法院应当接受，不得驳回。

    赋予被告人选择陪审的诉讼权利后，还应当明确规定可以适用陪审案件的范围，并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的相关制度。对如何明确适用陪审案件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重罪案件实行陪审制度，做到效率和保障人权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