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历朝历代的杀富济贫、抑强扶弱、打抱不平的梁山好汉式的“替天行道”的狭义精神的敬佩；也许是对于传统对贫官的认知是贪得无厌、专供自已享乐、挥霍无度等行为的厌恶；也许是对行贿者为达到某种目的不择手段地送财物、败坏社会风气的痛恨等原因。所以得出“余斌是个好人、好干部”或称之为“英雄”。由此对法院给余斌的从轻判决还是“不理解”，得出“何罪之有”的结论。

    余斌真是个好人、好干部么？细细分析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第一，为什么会有人给他行贿，是因为他手中有权，在玩弄权力之嫌，如果他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就不可能有许多的受贿者。第二，即使是有人非要行贿，为何不拒之门外？即使拒之不了，为何不及时上缴？第三，用受贿款，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为何在案发之后才向法庭举证？在案发之前有没有为个人捞取名声？第四，他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只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其中有6万多元装入腰包中，是否还有没有查清的账呢？

    贪官正因为利用了人们对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的赞赏，所以正好以此来作外衣。一来可以用来伪装，到处可捞取好名声，使人更难发现其真面目，甚至有廉洁之美名。二来作为挡箭牌，如某个地方东窗事发，对付一般查处时，便可把受贿数推脱到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中去。三来可“随波逐流”，可迎合同道的人的信任和不受排济，不至于“世人皆浊我独清”的孤立，在官场上的“潜规则”中游刃有余。这一箭三雕的事正在被一些贪官所利用，这就是贪官的“狡兔三窟”，比一般贪官更为隐蔽，如不深挖细揭，确难以捕获这种“狡兔”。

    对于反腐败，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一叶障目”，因为某种假象而迷惑。从多角度去分析“受贿济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