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建议，有必要在劳动法的框架下，建立起全国统一的6小时工作制（3月19日《浙江日报》）。这个建议一曝光，立刻引起强烈反响，门户网站腾讯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网友跟帖评论已经逼近1万8千条，可见关注的热度。

    请注意，姒健敏代表的建议，具体到“按劳动种类分类、按劳动内容分层、按劳动需要分时段”等等内容，不是一个简单的“6小时工作制”建议。可是，时评家们就不客气了，或曰“且慢为该提议欢呼”、或云“6小时工作制不过是头脑里的风暴”，或说“脑子进水了，中国才刚刚有饭吃，说什么6小时工作日”，不一而足。

    首先要厘清的是，这个“6小时工作制”并不是只为公务员“说话”的。我当过十多年的公务员，深知这个“6小时工作制”对公务员来说，确实没有多大的意义——凭良心说，我以为在今天公务员队伍如此庞大的情况下，其有效工作时间通常一天6小时足够，甚至还用不着这么长时间。可是，对于最基层的劳工来说，这个“6小时工作制”的意义就不一般了。

    在发达国家，人力、劳动力最最昂贵的。这才是正常的形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最基层的劳动者，往往是“廉价劳动力”——“血汗工厂”的名称，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如果那些劳动在最辛苦第一线的产业工人，在制度上每天工作时间从至少8小时减少为6小时，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减轻其劳动负担，或增加其劳动收入。

    有许多知识型的工作岗位，其实是无法按照“工作时间”来计算的。比如我本人现在媒体工作，这也是并不严格按照“工作时间”来计算的工作领域，我每天写一篇评论的平均时间是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上两个小时的班就够了。但是，我必须每天要用十个小时的学习、思考、积累，来支撑这两个小时，也就是说，作为《都市快报》的首席评论员，我实际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否则是不可能保证评论的水平的；而这写作之外的“十小时”，大抵是无形的，所以无所谓“6小时工作制”。至于每年我花在买书报刊上的费用要两三万元，这也是必须的投入，否则你很快就会落后于一日千里的时代，所以我曾戏言：为了我心爱的读者，我也必须“破费”这么多。而这一切，说明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的劳动者、工作者，如果他想成为比较优秀的分子，实际上在工作之外，要付出更多的“小时”。

    “6小时工作制”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显然是太超前了；那么发达的法国，长期来实行的也是每周35小时工作制——也就是说每周工作5天的话，每天工作7小时。可是，我们不要轻易否定6小时工作制的建议，其本质价值也就在这里：或者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标准，或者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当我们最基层的劳动者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与公平正义基本接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