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认为，美国政府没有找到变革的恰当方式。然而，关于情报失误及其改革的研究已经浩如烟海，要想再提出什么聪明的新观点（哪怕是模糊的设想）已经不太可能。另一个较流行的解释是：改革者已经有了好主意，但是政治时机尚不成熟。毕竟，一次总统大选、一次9·11事件、外加一个善于利用公众不安全感的委员会，才使美国得以在2004年立法设立一名国家情报主管。（之前，这个主意已经被讨论了几十年）。

    但是，这个解释却没有看到情报机构主管们要求改革的强烈倾向。对于有野心的主管而言，他们铺就职业之路的途径，不是保持现状，而是提出新举措、修改战略方向。。在美国情报机构中占统治地位的模式不是停滞不变，而是持续的修正，甚至不惜打乱现状。

    另外一个普遍的解释是，情报机构目前面临的挑战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冷战时期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其实，当冷战正酣时，情报机构已经在忙着应对恐怖主义和非传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新问题。

    虽然恐怖主义等威胁的特点已发生变化，但是其变化程度却并非如公众想象那般巨大。9.11袭击的震撼是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美国人错误地认为，这一定是一个包括政府在内没有人认识和理解的新威胁。

    尽管上述解释都有些许真相存在其中，但是都没有说中要害。为什么情报机构的改革总是无法达到美国民众和政治家的期望和要求，其实存在3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首先，美国大众总是把情报机构的记录想象得比实际还糟糕，所以即使没有必要也在号召改革。

    2007年12月针对伊朗核能力的情报评估引起的轰动就是反映这点的一个例子。在缺乏重要细节的情况下，媒体过分简单地解读了情报机构的实际结论（很不幸，这份报告的措辞和结构容易让人这么做），让公众误以为情报机构已推翻自己先前的判断。

    事实上，伊朗核计划情报评估的关键方面并未发生变化，即尽管德黑兰否定，它仍旧对发展核炸弹选项保留兴趣；约在5年后，它会有制造一枚的能力；它是否这样做主要取决于伊朗领导人迄今还未做出的决定。

    然而，外界却普遍认为，这是说明情报机构无能的又一个例子。　

    在情报活动中，失败和明显的矛盾总是引人瞩目，而成功则通常不为人所知。失败要遭受质询，而成功默默无闻。而且，回顾性的评估使得当时看来不明朗的事件事后看起来异常清晰。

    第二，号召情报机构改革可以起到心理和政治作用，后者与情报机构本身成功与否并无关系。此类号召满足了美国人的深层需要，即将坏事情的原因归结为一件具体可确定问题；这也加强了美国人的自豪感，使其天真地认为，如果有恰当方式，未来不会有相似的坏事情发生。

    但是，为满足心理需要和政治需要做出的改革，往往建设性不足，破坏性有余。此外，这么做会培养出一种错误的成就感，仿佛重新拟定情报部门3年前的组织图，就足以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瑟瑟发抖。

    最后，情报的失误不可避免。无论多么令人不安，这是由情报工作性质决定的客观事实，因为做情报本来是就要去取得极难获取的信息。

    情报人员处理的信息模糊零碎，可以用无数种方式来组合。情报就是要把零碎的点组合在一起，这还与小孩的连点成线游戏不同，很多点根本不存在或者没有标明数字。对于美国情报机构而言，首要挑战就是战胜那些致力于保守美国政府希望发现的秘密的对手。

    一方情报机构的成功就是另一方反情报的失败。而当人们要求情报部门预知全球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时--正如最近几年，人们对美国情报部门的预期一样，做情报工作就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