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重博弈来自于受害人及其家人，他们选择沉默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那就是担心受到更大的伤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全家都说丢人，吴天喜是名人，势力大，也不敢报案，怕遭报复。”一个小民百姓，是全县的首富，并且因富而贵，贵至县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的吴天喜面前，这实在是最无奈的博弈了。尤其是有了后面两重博弈，这也就成了最该予以同情的博弈。法的援助与道德的呵护，在这样的博弈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第二重博弈来自于受害女生所在的学校，因为受害女生大多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被胁持。但学校也选择了沉默，甚至于在“教师的正常教学被打乱，学生都不敢单独外出活动，家长也亲自送学生上下学”的时候，一些老师更多的是担心学校声誉受损，直到作证时，还有老师说：“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学校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真叫人无话可说！在学生被强奸，只能通过转学来躲避，或进而被迫卖淫，而更多的学生依然面临被强奸厄运的时候，她们的老师居然能认为“更重要的”不是学生的安全，而是学校的声誉。这种将学校声誉置于学生安全之上的声誉观，若不加以彻底纠正，整个教育就将不再有声誉可言。

    第三重更可怕的博弈，竟然来自于负有打击犯罪之责的公安机关。据记者了解，并查询了问讯笔录，事实证明：在吴天喜被捕的半年前，已有受害者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报警，逮捕了参与胁迫的犯罪嫌疑人，并作了笔录，但令人疑惑的是，在胁迫人供出吴天喜后，吴天喜并没受到任何影响，而是继续作案，致使更多的无辜少女相继受害。记者没有进一步追问公安机关半年“无为而治”的缘由，但最清楚不过的推理就是：有了这一重的博弈，前两重博弈无论结果如何，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当地公安机关很有可能是吴天喜犯罪最大的纵容者。在吴天喜被处以死刑的时候，还应追究当地公安机关的失职乃至于渎职，一旦证实，就该有人为纵容犯罪偿付应有的代价。

    明目张胆的犯罪，是对法治社会的挑战。构建一个法治社会，离不开公民与社会组织的参与，更离不开执法机关的担当。所有的博弈，最后都该归结于这样一个博弈：如果一个县的首富，因富而当上的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凌驾于法律之上，那必将是整个法治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