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当代中国有让老外服的世界之最吗？》的帖子里，有细心的网友列举了一些美国的世界之最，比如：美国人均拥有汽车数量为世界之最；美国户均拥有的别墅数量为世界之最；美国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为世界之最，每年的教育经费为GDP总量的8%，无论总额还是比值，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75个成员国中最高的；美国人的医疗费用无论是总值还是人均数都是世界之最等等。另外，也列举了日本的世界之最：日本有世界上最小最灵活的双腿行走机器人；日本是世界上军人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每4个军人就有一个是学士学位等等。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拥有什么世界之最呢？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纷纷说出心目中中国的世界之最。在历数中国巨大成就的同时，“公款吃喝占国民收入比例世界第一”，这个社会问题很难让人释怀，这样的世界第一无疑是中国危机的代名词。

    公款吃喝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中央多次下文明令禁止，各级官员哪里管得住自己的嘴。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在中国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革命”小酒天天喝，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夫妻背靠背，妻子愤然找纪委，纪委说，吃喝也是为工作，招待了不吃也是浪费。这个段子虽然有些调侃味，却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现实状况。上级下级是遍吃，异地系统之间是互相吃，钱多的单位是自己吃自己，吃来吃去都是人民的血汗钱。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一年的公款吃喝费已经到了几千亿，而且还在逐年攀升。“吃”成了单位的“漏斗”和“黑洞”，凡是违纪违规的开支，都可以以“吃”报销。一些单位吃掉了办公楼，吃掉了职工的福利甚至工资，一些乡镇吃掉了农民建桥修路的集资、盖学校的血汗钱。

    大吃大喝贪污浪费实质上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在限制公款吃喝中，政府是改革的主体。中央进行制度建设，控制这种大吃大喝的状况是完全有必要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革是一种特殊的交易过程，制度变革能否发生以及如何运行，主要取决于制度变革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即只有在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制度变革所需要的成本时，才能发生。

    国外的一些事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防范措施。在俄罗斯，很少见到公款吃喝的现象。无论是在俄餐馆还是在中餐馆，进行消费的大都是自己付钱的市民，相互之间推杯换盏、互相敬酒的场面也不多见，多数公务人员几乎都没有公款吃喝的经历。最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单位的财务制度卡得很严，报销手续太复杂。意大利的行贿、受贿侵吞公款等腐败问题一度相当严重。但是，无论过去和现在，行政机构基本无人直接用公款吃喝。因为在意大利的刑法中，利用公款吃喝玩乐被定为贪污罪，只要有人举报就会受到惩罚。除外事活动外，所有政府机关、国家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机构都没有相互招待吃喝的做法和习惯，也没有这笔经费开支。意大利政府治理公款吃喝玩乐的成功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加强立法，依法惩治公款吃喝玩乐现象，其次是抓了一“绝”字，把公款吃喝玩乐这种现象往“绝”里禁，这就把一切空子都堵住了。

    丹尼斯•缪勒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说：“政府，作为一种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的机构，其存在会减少人数众多时获取个人关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偏好的信息所需的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要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建立节约型政府当然要加强教育和提倡自觉，不过更关键的是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法制，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浪费的原因。只有让以往不为纳税人能够直接监督的公务消费活动，逐渐走到“阳光下”，让公款吃喝公开化、透明化，让老百姓和纳税人有知情权、监督权，才能彻底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