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明所言“约定俗成”，无非是想表明，为了招商引资的需要，为了所谓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的需要，很多时候都可以擅自超越职权，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而他理直气壮地声称“都是允许的”，“这种现象现在到处都是”，似乎进一步为其秉持的“约定俗成”找到了某种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依据，甚或是深层的制度性依托。换言之，“滥用职权等渎职行为是合理的”这一逻辑，在吴氏看来，俨然是安徽官场“约定俗成”的普遍共识，或曰心照不宣的官场潜规则。

    那么，在吴氏看来安徽官场“约定俗成”的“合理渎职”，究竟是什么高妙的东西呢？对此我们大可不必作徒劳的言语之争，听完吴氏之言，不妨再观其行，关乎行动的事实，终究胜于任何言语的雄辩。

    据报道，吴氏用两个行动阐释了何谓“合理渎职”。其一是在安徽省蚌埠市任职期间，作为分管土地、规划、城建、企业等工作的副市长，在两起土地审批过程中，一个草率同意让开发商省掉400万，一次强行变通让国家损失6400万。其二，除了涉嫌滥用职权犯罪，他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逾百万元。根据起诉书的指控，吴洪明受贿犯罪时间跨度长、次数多，前后有十余年之久，达59笔之多，一路做官，一地铜臭。其受贿的名目繁多，从干部的提拔升迁、工作调动，到广告及工程业务承揽、房地产开发等等，不一而足。

    一边滥用职权，以手中权力为他人开启“方便之门”。一边汲汲渔利，大行权钱交易之道。归根结底而言，吴氏引以为自得的“合理渎职”，充其量就是屡见不鲜权力寻租行为的一个变种罢了。只不过，它显然学会了绑架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等主流话语，把滥用职权以谋一己私利的醉翁之意遮蔽得更加严实，颇具欺骗性，甚至达到了欺人而自欺的荒诞地步。

    据介绍，“吴洪明自案发以来，几乎很少为自己前后两次滥用职权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而自责，倒是对于自己受贿的行为作过一些不痛不痒的忏悔。这种认识和心态，在当下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非常典型。”对于这一点，作为安徽人的笔者，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能够深刻“理解”的。如果说“对渎职犯罪‘零容忍’” 呼吁由来已久，而不痛不痒看待渎职的认识和心态，在当下其他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依然非常典型——安徽无疑是这“非常典型”中的典型者，如吴氏所言，是“约定俗成”的，而吴氏所行只不过是官场集体无意识露出的冰山一角。

    并非笔者妄语，如果不是过于健忘，公众对媒体年初披露的“安徽合巢芜高速公路国资流失12亿之谜”恐怕尚记忆犹新。其实早在2月27日，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08年2号审计公告”，已经戳穿了谜底：“安徽省政府违规压低评估价格，低价转让合肥至巢湖至芜湖高速公路，两年半后又违规高价收回，共损失资金12.4亿元。”可叹的是，谜底揭晓了，但事情似乎是以不了而了之了，无一官员被追究，多名参与此项转让的安徽省官员表示，“经营权的转让，是当时发展条件下的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群贤黄口白牙说渎职，有惊无险复弹冠相庆，一幅其乐融融的“感人景象”，带给民众的却是“额外增加的28年收费期限”。

    从吴洪明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向来被我们视作不必深究的“合理渎职”，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关乎政府官员决策能力及水平，或者权力如何被规范地运用的小问题，更是一个深入涉及到防止权力腐化及权钱交易、杜绝官员权力寻租等关乎政府公义命脉的大问题。时至今日，即使贪污受贿铁证如山了，吴氏依然认为自己滥用职权是合理的，那么，在与之“约定俗成”的背后，又有多少官员的渎职是以“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等名目作为招摇撞骗的幌子，“合理”地中饱私囊呢？

    因此，对官员渎职必须“零容忍”，对某些把渎职无咎潜规则化为“约定俗成”的地区，更要毫不手软地一挖到底，彻底清除其群体奉行的丑陋潜规则。如此，地方经济方才能够真正健康发展，而非沦为恶性权力公然作祟的萧条之地。在此意义上，笔者愿以一名公民的身份，祈请有关部门对官员奉行的各色“合理渎职”义不容辞地亮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