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刚到法庭工作不久，便接手了一件“排除妨碍、停止侵害”的民事侵权纠纷。该案案情十分简单：原告的水田与被告的旱地紧邻，被告地边的一棵洋槐树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了原告水稻的阳光，致使水稻收成大受影响，原告要求被告砍掉洋槐树并赔偿经济损失；被告则认为自己又没指使洋槐树向原告水田生长，坚决不同意。两家为此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明火执丈，最终闹上了法庭。

    就为这么一点鸡毛蒜皮之事打官司，我觉得原告是小题大做，便想有意给他出点难题。原告来法庭后，我告诉他，你的官司要想打赢，必须得先做司法鉴定，只有计算出你的具体损失，法院也才好下判。他沉思了一会儿，问道：“法官，你说怎么个鉴定法？要多少钱？”“恐怕要上千块钱吧。你知道，法院没有专门的鉴定机构，只能由你自己申请有关部门鉴定。当然啦，官司赢了，费用就由被告承担。”听我这样一说，他有些失望：“我哪有那么多钱？再说，真的要那家人负担这笔钱，我觉得良心也不安。”我心里一阵窃喜，看来原告在打退堂鼓了，案子有撤诉的可能。于是，我顺便告诉他，如果不想打官司，考虑好后可到法庭来撤诉。他怏怏不乐地回去了。

    三天后，他再次来到法庭。“想好了吧，撤诉算啦！”我猜他准是来撤诉的，便非常热情地给他递上一杯开水。他摇摇头：“我撤诉，那不自己输理吗？老伴和娃儿都说了，不管多少钱，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打官司！没有个说法，那怎行？”随后，他拿出一个已经洗得发白的布口袋，将囊中的钱全倒在桌上。有一元、五元的钞票，也有一些硬币。他一边数一边说：“刚好一千块，够了吧？什么时候搞鉴定？”

    我愣了，没想到自己的小聪明竟弄巧成拙。望着他坚定的神情，我只得敷衍道：“等我联系到鉴定机构，再通知你吧。”“行，那我就在家等。”他乐颠颠地走了。

    “你呀你，办事怎么这样机械？”这时老庭长发话了：“从法律上说，你要求他搞鉴定没错。可你想过没有，芝麻大的一个案子，花一大笔钱，豆腐弄成肉价，不管落到谁的头上，都是不小的负担。这些农民一年风里来雨里去，也难挣几个钱。再说，你这样处理有利于化解他们邻里间的矛盾吗？”老庭长一顿数落后，叫我暂不忙去搞鉴定，先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一周后，我组织双方进行庭前调解。在庭长的帮助下，不到两个小时，双方便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当场向原告承认了错误，并承诺于当天下午将槐树伸向原告稻田的枝条砍掉，原告主动撤回起诉。“哎，都是老邻居，一丁点小事就要上法庭，太不该了。”临走时，双方都互向对方赔礼道歉。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老庭长说：“怎么样，这比你先去搞鉴定再下判轻松多了吧？”随即，他话锋一转：“小张，我们当法官的，固然要查清事实，不能做葫芦僧判葫芦案违背公平的事。可话又说回来，判案的目的就是要化解纠纷和矛盾，有些事情不一定非得搞个水落石出，相反，法官有时模糊一点倒好些。郑板桥难得糊涂的经验在某些时候还真值得我们借鉴呢！”

    一席话，我茅塞顿开。在以后的工作中，每每遇到类似情况，我总会想起“模糊办案法”的感受。我想，法官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使者，除了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外，更多的应该是辩法析理，如果一味地机械强调所谓的证据，纠缠于细枝末节，不仅不能脚踏实地定纷止争，而且也不能真正守护群众和谐安宁的生活，办案的社会效果必定大打折扣。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