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式的草根民主”，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村民自治顺应了农村改革需要，目前已成为在农村基层实行的一项基本治理制度。与村民自治如影随形的村民直选，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曙光。但是当贿选粉墨登场，当“贿选村长”沐猴而冠的时候，我们又分明看到播下了龙种却收了跳蚤。

    形容贿选，有形象的说法叫做“前台现金交割，后台现票入箱”。没有财力作后盾，是无法贿选的。能贿选者，都是乡村中的富人。以财富为资本，以贿选为路径，如果说富人将其运用娴熟的经济手段移植至村民直选，从而轻易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位置，那么问题更在于，富人贿选“村官”，本来就是利益驱动的“市场行为”：“投资”是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的“回报”。

    不少乡村长期以来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集体资产，一些人看中的就是这一点。说白了，就是要想掌控这些集体资产，首先必须当上“村官”；当上了“村官”，就能玩集体资产于掌股之中，在潜移默化中使之“准私有化”甚至“私有化”。如果说通过贿选，“富人治村”这些年在一些地方已成了农村基层组织的一个模式，那么集体资产的乾坤挪移，作为“富人治村”的归宿，几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当然要坚持村民直选制度，当然要教育村民珍惜民主权利，投好“庄严一票”，然而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要防止贿选等违法行为坏了大事。我国选举法明确规定，贿选者当选无效，并可以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问题又是，一些贿选者之所以能心想事成，还在于有的上级部门有意无意地将“富人治村”视同为“能人治村”，有意无意地认同“富人治村”，从而对富人的贿选眼开眼闭，这或许是比贿选更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