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旧医改是为了完善新医改——本着这样的善意理解，政府部门对“不成功的医改”的反思总是受人欢迎的。将迷失方向当作医改最大损失来定位，或许并无不可；但是站在公众角度，旧医改对他们最大的损失应该是“看病贵、看病难”，夸张一点的说法是“医改提前给人送终”，而将迷失方向作为医改失败的主要原因或许倒更为恰当。

　　迷失方向究竟是“最大损失”还是“主要原因”，尽管反映出反思者思考立场的不同，但我们倒不必过于拘泥文字表述本身。所谓迷失方向，指的当然是公共医疗日益严重的逐利化现象，与之相对的就是“必须回归其公益性质”。问题是，难道我们当初定的医改方向，就是要废除公共医疗的公益性吗？如果说公共医疗的逐利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这一事实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换言之，我们对旧医改的反思不能止步于指出其“迷失方向”，而更应该质问一句：这个方向究竟是如何迷失的？

　　上一轮医疗改革开始于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套用现在已经妇孺皆知的一个名称，它就是上一轮医改的“医改方案”，和我们正在期待的“新医改方案”，是一个性质。在这份医改方案里清楚明白地写着“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这难道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要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吗？

　　我还注意到，诸如“发展社区卫生医疗”、“实行区域卫生规划”等等被误认为是新医改方案内容的东西，在这份旧医改方案里其实早已就被重点提及。最为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还明确提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可实际情况呢，我国卫生总费用由1980年的143.2亿元猛增到2006年的9843.3亿元，增长了68倍，同期政府和社会投入却由78.8%下降到50.7%。

　　显然，旧医改之所以迷失方向，绝不是迷失在了方案制定和规划，而是迷失在了现实执行。比如，财政投入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执行扭曲。在过去那股医院产权改革热潮中，所谓“如皋模式”脱颖而出。政府忙着“卖医院”、“甩包袱”，公立医院一夜间就变成了私立医院。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医院反哺政府”现象，政府非但不投入医院一分钱，反而动辄从医院提取上千万用于所谓“发展经济”……

　　我们正在翘首期待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可是旧医改方案的前车之鉴却告诉我们：要取得医改成功，不仅要有好的医改方案，更要有好的方案执行。某种意义上，医改之成功，要诀与其说是在于新旧方案之“脱胎换骨”，倒不如说是在于对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进一步厘清和捋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