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三鹿问题奶粉”等一系列危及公共安全的恶性事件，让质监总局局长李长江等一干官员遭到问责。官员被集中处理的频度之高、引咎下台官员的级别之高，均属空前——问责风暴再掀滔天巨浪。而今，当领导，似乎也算是高风险行业了，像从前那样高枕无忧当太平官、干好干坏都无碍官途，到年龄体面退休的舒服日子，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决策层显示了毫不手软整肃吏治的果断与决心。

　　对国家而言，问责制的雷厉风行，是极大的进步。但是，问责制风暴频起，何以公共安全事故仍然不绝如缕，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行业，有愈演愈烈之势？

　　不是问责制无效，而是仅仅有问责制仍然不够。或者说，问责制的杀一儆百作用虽好，却敌不过靠GDP换政绩、让地方官扶摇而上的绝大诱惑。毕竟，人有侥幸心态：万一我这一任不出事儿呢？管他什么手段，只要把GDP弄上去了，我说话就硬气——所谓好风GDP，送我上青云。为什么许多恶性公共安全事件暴露之后，无一例外，都有着官商勾连的痕迹？而事件得以欺下瞒上，何以其背后常有地方官员不太光彩的影子出没？

　　这里面或有官员的腐败行为，有官商之间的利益纠葛，但我也相信，不是所有官员都贪渎，也确有不少领导干部从善待企业与企业家到无原则地纵容包庇企业的假冒伪劣行为，其初衷是从当地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其间作祟的，有畸型的政绩观，更有畸型的发展观——唯GDP是举，只要经济搞上去了，我就是功臣，就有利于一方水土和一方百姓。甚至于在发展过程中，总会付出一些代价的“代价论”，也一时大行其道。

　　人换了，从观念上和机制上没有彻底洗心革面，单靠问责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在一些地方，一些行业，杀鸡取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横行久矣，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以至于一些有志革新的官员也会身不由己地被这种惯性裹挟，最终被惯性吞噬，继续成为这种惯性的加速度动能之一。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上行下效，畸型发展观还带引社会向着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道德深渊急速滑落，“笑贫不笑娼”，竟成一时风气。

　　为了这种畸型发展观，我们付出了太过惨重的代价，其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环境污染和社会道德滑坡。中华民族屹立五千年不倒所倚重的勤劳善良、不屈不挠的民族品格，正在受到严重挑战。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谈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提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管党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当前，党的执政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他的话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的考验，唯有一个药方：科学发展，以人为本！